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伯林传》中提到，以赛亚·伯林赢得了一种独特的名声，既不是作为哲学家，也不是作为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一名与众不同的思想史学家。他虽然能自成一派，但是也引发了不少批评者的质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最具特色的见解都是通过对他人思想的诠释来表达的，缺乏一种有效的说服力和独创性。实际上，伯林的一生都遭受着这样的困扰，他对自己的思想并不具有那种哲学家目空一切式的自信，总是怀疑自身思考的价值。那个狐狸与刺猬的区分正是源于他自身的困惑，做一个知晓一切的刺猬，还是做一个懂得许多事的狐狸，对他真是一个问题。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提供给我们一种例证，一种印象，至少从已经出版的中文版第一卷的书信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兴趣的狐狸式的伯林形象。当然，这个印象随着后两卷书信集的出版可能会得到进一步修正。第一卷书信集中截取的时间是伯林的年轻时代，从1928年在圣保罗学校读书的十八岁少年，到1946年被卷入战火硝烟中的牛津哲学家。一般而言，我们总认为人在年轻时候会有着过多甚至泛滥的兴趣，区别在于，大部分人的兴趣都是一种自发性的被动选择，而伯林的兴趣是自觉性的，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并没有随着年幼离家去国而改变，他年轻时对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阅读经验对他以后研究俄国思想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年轻时候的伯林确实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总是在滔滔不绝地说话、点评、八卦、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对周围各种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好奇心，记录下他独特而敏锐的直觉性文字。在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曾经的同学朋友，甚至那些已经逝去的灵魂。读他的书信集，我们看到的绝不是一个出自牛津的古板的哲学家，而是一个风趣幽默，充满激情以及道德魅力的作家。

       这里有一个吊诡，当我们把伯林当作一个哲学家时，我们原本渴望在他的书信中找到他投身于哲学激情的蛛丝马迹，相对而言，我们会对他在书信中总是洋溢着浪漫主义文学色彩的作家特性视而不见。把书信中伯林形象与他平素示人的哲学家形象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毕竟在这些充满着个人观察印象的直觉感性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伯林精神生活中多姿多彩的面向，不是那个整天讨论哲学修辞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漏洞的伯林，而是一个充满着各种魅力，洋溢着各种激情，具有饱满而迷人的个性，善于各种隐喻的书写和文学评论的伯林。但是囿于一种专业性的原因，我们很难会把一个哲学家的文学性的印象书写当真。如果你在阅读伯林的书信集中仍然带着这种幼稚的想法，你会错过一个极具魅力的作家伯林。

      简单地对伯林这阶段的书信做个概括，除了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伯林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值得提及：第一是他写了一部马克思的传记，第二是在二战期间他去了苏联访问。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我们一直都奇怪他为什么会给一个他“观念上的敌人”作传，正如伊格纳季耶夫所言，伯林自己对其理论所抱有的憎恶之情不难理解。我们反而需要费心理解他为何接受这样一个写作的邀请。部分原因是当时他身处的环境中，马克思的理论吸引了他身边的许多朋友，彼时苏联对外的宣传中营造的假象更让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因此，伊格纳季耶夫总结说：“写关于马克思的书，也就相当于融入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当中，同时也意味着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早期的自由主义忠诚所构成的挑战。让他感兴趣的是，对他本人十分赞赏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满怀憎恶。这一点实际上奠定了他以后终身未改的一大模式，亦即：他为自己信念辩护的方式便是去写这种信念的死敌。”

      从1933年到1938年，这本书占据了伯林五年的时间，在书信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他为了这本书所做的准备，以及一种压抑的苦恼——当我们不得不做某件事的时候，总会有类似的感情积攒着。当然，这个枯燥恼人的写作过程还是有收获的，其中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在四处搜集马克思的研究资料，偶然找到了赫尔岑的著作。在1937年7月的信中，伯林写道：“我不写马克思的书的时候，就读赫尔岑，他的生活和政治上的充满活力的道德标准，我是多么认同，多么钦佩，无法用言语表达。”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是伯林一生最喜欢的书之一。不难看出他为何对赫尔岑产生认同，除了几乎同样的贵族叛徒的出身，“赫尔岑对伯林而言是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一个慷慨、有思想、滑稽可笑而又在道德上持严肃态度的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一次道义上的挑战，一个表现出伯林知道自己不具备的勇气和政治责任感的人。”一个写作者，无论你在写什么东西，某种程度上，当书写这种行为已经开始，就意味着你首先会对你笔下的人物充满同情的理解和认同，但是伯林并不担心自己会坠入“观念敌人”思想的深渊，除了他强大的对自由主义观念的信仰，更重要的是赫尔岑为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的典型。

      二战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除了担任情报分析员和外交官，积极投身于国家行为。我们似乎看不到积极的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战争才有机会让伯林到苏联去，让他遭遇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那些天才作家。与帕斯捷尔纳克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对他的思想震动极大，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的研究。我本以为在书信集中会看到更为丰富细腻的对苏联访问时期的印象书写，但是很显然，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他并没有在信中过多涉猎。直到三十多年后，他才开始把记忆中与俄罗斯作家们相见的情况记录下来。书信中这个时期的空白可以窥探出那个时代里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恰恰是那些记录下来的文字。空白的背后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书信可以填充信主私人生活方面的空白，但对于那些思想上的空白，我们只能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得到体验和补充。

（《晶报》思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