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一篇序，却有写墓志铭的感觉。埋葬的是自己的小说，或者，写小说的自己。
　　　　
　　最后一篇小说，就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悲剧脚本》，是十六年前写的。记得那年瑞芳枫仔濑的矿场发生灾变，联副的痖弦先生要我写一篇‘小说’。
　　　　
　　枫仔濑灾变现场的记忆犹新：抢救人员忙着接电加装抽水马达，现场灯火通明，老爸也跟去那儿帮忙，很没有效率，可能也没人理会地大呼小叫。矿务局一个官员跟记者说可能没有什么生还的人了，“因为……”他说：“他们名字的笔划都不太好。”
　　　　
　　而，就在大约五十尺外，阻绝“闲杂人等”的红色塑胶绳旁，一个奥巴桑却绝望而认命地在为矿坑里的儿子烧脚尾钱。儿子的儿子跪在一边，从制服的学号看得出是四年级，十岁吧，表情是一脸疑惑、好奇以及因为围观的人多而不得不撑出来的严肃、正经；当时正是薄暮，微雨，燃烧的冥纸随风翻飞，火光时明时暗，是一个悲剧场面的绝佳氛围。我本能地从包包里抓出相机，焦点放在奥巴桑的眼睛和下巴之间，等待她把冥纸放入火中，不得不移近身子时，脸部下沿便有足够的光让我按下快门。
　　　　
　　等待中，奥巴桑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
　　　　
　　只是不经意的一瞥吧，对我来说，却就成了永恒的逼视。
　　　　
　　那眼神极其复杂，像是礼貌的致意，像询问、质疑，像埋怨，像咒骂、轻视、敌意……甚至哀求，或者，同情——同情这个正以‘兴奋’的心情企图抓住自认为杰出的一刹那的无知的旁观者。而，这个旁观者却正是出身自这个悲剧场景的自家子弟。
　　　　
　　后来，我把相机收了起来，此后，直到现在，除了孩子，除了家庭生活之外，我不曾把镜头瞄像其他人。
　　　　
　　几天后，我写了《悲剧脚本》这篇小说，因为解除了‘虚构’之外，我根本无法掌握真正的情绪和文字进入真实的人间。
　　　　
　　小说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中影上班了，从此与影像为伍，从此任何文字的终极目标都是为影像服务。
　　　　
　　十六年后的现在，父亲过世了，枫仔濑的矿场早就不见了，相机的长短镜头都早已发霉了，机身虽然完整，但连卷片器都生锈失灵了……
　　而那个奥巴桑还在吗？我常想起她的眼神。她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当年那么不经意的一瞥，却让一个人从此和他人生的一个阶段永远地告别。
　　　　
　　《特别的一天》当初远流要出版时拖延了许久，拖延的是我自己，理由正是那种已然决定告别，何必流下痕迹的心情。后来，是当时小说馆的主编陈雨航把所有稿子收齐、打字、校对、编辑完毕拿到我家，我唯一要做的是写一篇序，没想到，我还是照延不误，结果，是好友小野为我写的，许多人都说他的序比我的小说好玩。我当然也这么觉得。
　　　　
　　这回，远流再度重出《特别的一天》，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我猜，大概是他们知道这个人要再写小说已经很难了吧？干脆就用这本书做这个作者的告别纪念。如果是，我这个序就真的是墓志铭了——是留给自己的小说和曾经写小说的自己。
　　　　
　　铭曰：躺在这本书里的文字和作者一样，面对可能的礼貌的致意，或询问，或质疑，或埋怨、咒骂、轻视、敌意……或者同情，都只能无言以对——因为两者都已经死了十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