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既不归结于过去，也不归结于未来。它只是走过。
　　　　　　　　　　　　　　　　　　　　　　　　　——卡尔?雅斯贝尔斯
　　1945年以来的几年，在阿伦特看来是几十年动荡、混乱和恐怖之后的第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极权主义的起源》即写作于这段时期。而更为关键的，这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并不只是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恰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序言中所说，纳粹德国的失败，仅仅意味着故事的一部分结束了，而另外的部分仍然在路上。
　　可以称为20世纪的第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似乎处在一个故事的断裂处，它所揭示的不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是现代社会基础之上人们存在的共同感。阿伦特将之描述为“一个时代的间隙”。如此间隙，正像阿伦特所言，由“已不再”的事情和“尚未”的事情一起规定。而以《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为例，所谓“已不再”的事情指的是以欧洲抵抗运动为载体的人民阵线这种政治形态的结束，所谓“尚未”的事情指的是以美国革命的梦想为镜像的欧洲的政治前景。因此说，《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所要论述的，与其说是阿伦特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思考与批评，不如说是阿伦特对于20世纪另外部分的故事的“操练”。一如该书前言宣称的，“由于这些操练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进行的，它们就既包含着批评也包含着实验，但是这些实验并不企图设计出某种乌托邦性质的未来，对过去和传统概念的批判也不意欲‘摧毁’”。这是基于一个时代的间隙所做的操练，它的唯一目的在于获得“如何去思的经验”。
　　在欧洲抵抗运动末期，尤其在勒内?夏尔那里，阿伦特发现了20世纪另外部分的故事的第一幕。在抵抗运动的最后几个月，也就是临近解放的时候，勒内?夏尔从他的反思中得出一个结论：为未来的幸存者着想的呼吁，没有为他们之前的行动者着想的呼吁那么紧迫和强烈。这个满怀热情、拿起枪参与游击活动的诗人，在抵抗运动临近尾声之际，似乎提前觉察了某种失落。抵抗的呼吁在“未来的幸存者”和“之前的行动者”之间的差别，说明了这一代人于抵抗运动中得来的财富，将无以传递给未来的人。用勒内?夏尔自己的话说，即是：“留给我们的遗产没有任何遗言。”对这句话的阐释，使得阿伦特在托克维尔那里找到了她想要论述的时代的根本问题：“由于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照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晦暗中游荡。”如此时代的困境，最终以卡夫卡寓言中那个既为过去和未来两种力量所胁迫，又能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跳出线性包围圈旁观彼此交战的“他”为启示。只是与卡夫卡的“他”略有不同，阿伦特坚决将之构建于过去与未来冲突之下的夹角之中，而不是任何一个外部，更不是任何一个旁观的所在。“他”要和由一个时代的间隙所带来的困境一起活着。
　　20世纪里的第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不仅是弥足珍贵的，而且是极为关键乃至足以影响欧洲政治命运的一个时期。它表明着人类在历史上的一个基本状态：“就如同每个新人都要让自身切入到一个无限过去和一个无限未来那样，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与我们的政治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包含真理的时刻。不仅如此，阿伦特还为如此时刻找到了一个颇具修辞意义的模型：柏拉图的洞穴。《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所谓的两种盲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勒内?夏尔于抵抗运动中的遭遇：由暗处到亮处，再由亮处到暗处。这个看似重复的过程，表明了诗人从一种内在精神到一种外部运动过程中所经历的两重变化。当诗人以缪斯的名义投入运动中，他找到了自己，不再怀疑自己是不真诚的，用阿伦特的话说，“在这种剥去了所有假面——包括社会指定给其成员的假面和个人为了在心理上反抗社会而自己造的假面——的袒露中，他们第一次让自由的幽灵光顾他们的生活”。这是一次由暗处到亮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受邀来到他们之间：“椅子还空着，但位置已经设下了。”然而正像托克维尔所说，“虽然革命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发生了，但法律、意见和人们的情感还远没有定型”。这句话指出了几乎所有革命都要或多或少遭遇的那种困境。如此困境，即是洞穴的第二个阶段：由亮处重新返回到暗处。正是在这个哲学与政治的裂隙之处，我们触及到一个时代的局限。
　　在以前的时代，这种局限性所导致的间隙，始终为传统所滋养并填补。而到了现代社会，由于传统的终结所激发的陈腐的暴虐以及新事物对于传统的扭曲，使得这种自我滋养和填补变得紧张起来。也许把它称为“危机”还为时尚早。然而阿伦特不无忧虑的说：“在传统的红线最终断裂的情况下，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裂隙就不再是思想活动特有的处境，而变成了那些少数以思考为业的人的专门经验。这种状况已成为一个真切的现实并困扰着所有人，也就是说成了一个有政治意味的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代的间隙，哪怕在政治意味上必然诱使一个少数人的专门经验，可在人们生活于此间的深刻联系上，无言的遗产终将被忆起、记念以及传递。个中原因在于，如此时刻，在历史上绝不是唯一的。
　　（摘自《普陀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