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隐讳》的时候，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传给全世界的读者；而且我荣幸地得知中国是将要出版这部小说的国家之一。
在《隐讳》中，主人公贾斯廷·费希尔受到令人惊讶的、非故意的伤害，就像许多父母和孩子也以爱的名义互相伤害那样。故事的核心内容是受到一个真实事件的启发才有的：我的一个朋友在幼年时期被她父母遗弃了。他们是一对还有其他孩子的有身份的夫妇；如果把这个特殊的孩子从他们家里清除出去，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便可以保持完整无缺。从我听到她的故事那一刻起，这个故事便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是什么非同寻常的秘密使得做父母的一定要把一个孩子从他们的生活中清除出去呢？
《隐讳》的初稿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一心想破解一个非同寻常而又错综复杂的家庭秘密，我想，那就是我要写出这个人物的原因。我对一些复杂的家庭是很熟悉的：一位在英国的表兄在谈到我们那个大家庭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们全都疯了，你知道的。”
俗话说，写你熟悉的。我自己的家庭经历，我朋友的身世，康奈尔医学院的调查，再把早期孩提的创伤与身份困扰和已经变成的混合记忆联系在一起，给我提供了等待已久要写的一本书的素材。
在成为《隐讳》的作者以前，我是一个电视剧编剧。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写一部小说，并一再进行自我保证，有一天，我要写一本小说。那时，我刚过三十岁，我两个眼球上的晶体替换成了人工植入晶体——通常是八十岁的老人才会做的一种外科手术。我唯一的想法是：如果我的两只眼睛如此之差的话，它们绝对坚持不到我八十岁。我告诫自己，该警醒了，该开始小说创作了。但是，有电视剧本创作的工作要做——撩人心扉的报酬——我想我在平静的将来有许多个“总有一天” 。我在英国进行电视剧本写作时感到病得很重，回国后直接从机场到我的医生那儿的时候，“总有一天”已经逝去了许多年。没有明显的原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的体重减了二十四磅。于是开始了一连串的体检，包括一项卵巢癌的检查。那时我意识到时间也许已经结束了——我也许已经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做不了想做的事情了。
医生们根本查不出我到底怎么回事儿，这使我忧心忡忡。但是在非医疗的这部分时间里，我绝对处于平静的状态之中——不断提醒自己已经消磨了太多的“总有一天”了。我知道，现在我必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了——辞去剧本创作工作，开始写《隐讳》。我住的房子换成了小的；两辆汽车变成了一辆；而且，我和我丈夫经常抢着去查看信箱里是不是有刚来的账单——或者去银行查看用于支付账单的钱。但是最终有了一本书；有了一桩经受考验的婚姻，而且能一直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有了一个如此明显而又深刻的人生教训：无论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别等，去做。一天时间都不要浪费。
我成功讲述的这个关于贾斯廷·费希尔的故事——或许让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家庭故事背后的故事，以新的方式来看待我们所爱的人——最终成为我所写的东西中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作品。我衷心希望，这本书的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将会找到的乐趣与我在写这本书时获得的乐趣一样多。
戴安娜·迪克逊
译 后 记
我常对人说，就人生而言，我很幸运；作为译者，我很努力。努力的结果给我带来很多好运。就拿近两年来说，自2009年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作家托马斯·马伦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之后， 又接受北京群众出版社文艺分社总编辑萧晓红博士的邀请，为群众出版社翻译了英国作家雷纳德·希尔的长篇小说《儿戏》。这本书在艰难的跋涉中译完后，本想休整一下，好好读读书，不料幸运之星又一次降落到了我的头上。应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先生的盛情邀请，我接受了长篇小说《隐讳》的翻译工作。我原想，如果这本书不好看，可读性不强，我便托词推掉，但把原著读完后，我毅然打消了退译的念头，立即开始读第二遍、第三遍，随后便开始做译前的准备工作，并与本书作者戴安娜·迪克逊取得了联系。第一封邮件从我的邮箱kongbao1959@126.com发到她的邮箱十个小时后，我便接到了她欣喜若狂的回信。她说她没有想到她的第一本书竟然能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是她不敢想像的事情。
2010年12月，戴安娜告诉我她的第二本小说已交出版社。今年春节前我问她第二本书的内容是什么，书名叫什么，她说要保密，而且书稿从出版社拿了回来，准备再修改一遍。《隐讳》这本书即将交稿的时候，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新星出版社副社长于九涛博士和综合部主任李娟让我译一本英国作者刚刚出版的处女作并在北京宴请了我。这一次，我欣然接受了邀译。
翻译《隐讳》这部小说很不容易，幸好有作者戴安娜本人亲自对难点给予了详细的解释，使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对难词难句有了正确的把握和理解，避免了读者的许多遗憾和失望。
顾爱彬社长给我提供了一部好小说的翻译机会，我十分感谢。
尽管在这部小说的翻译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所犯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及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孔保尔
2011年4月1日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