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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吴小平:坚持出好书 就会有回报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小平做客文化讲坛
坚持出好书 就会有回报(文化讲坛·国有文化企业的责任)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22日   15 版)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为国有文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明确了方向。
  在实际经营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怎样兼顾?《意见》的落地将会遇到哪些困难,又该如何解决?文化版邀请多位国有文化企业掌门人,讲问题,谈办法。
  ——编者
  
  ●传播文化的企业,坚守正确导向是应尽之责,同时,经济是基础,效益是保证,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企业,如何高谈社会担当。
  ●社会效益好、文化影响力大的出版社,往往也是经营管理好、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出版社。社会效益优先,并不会拖经济效益的后腿。  
  文化企业的经济效益要通过把长期的积累、深厚的修为转化到精神产品中来实现
  文化企业,特别是出版行业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当前一些企业出现唯发行量是瞻的现象?这还得从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经历了3个特点鲜明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长沙会议为标志。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解决书荒问题。那时的书荒,不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我当时正在上大学,想买《唐诗选》等古典读本得凌晨到书店门口排队,迟了就买不到。想买《辞海》等工具书则要交订金,半年后才能拿到书。上世纪80年代前期,分设地方专业出版社,从综合性的人民出版社中孵化出了一批专业出版社。江苏及时抓住发展机遇,设立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陆续分设教育出版社,恢复文艺出版社等。我国出版业迎来了新时期首次大发展。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政事分开”“政企分开”。凤凰集团就是这个阶段的产物。此前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与江苏省出版总社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负责行政管理,也管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等经济实体。2001年“局社分开”,以江苏省出版总社为母体,成立了江苏出版集团,后来更名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我觉得,这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出版业的第二次大发展。
  第三阶段是“转企改制”,全国不少出版集团在资本市场上市,这是出版界本世纪近10年来的大事。就凤凰而言,出版社等单位成功地实现了转企改制,以出版社、新华书店为主体,于2011年3月组建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当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文化企业的特点,是慢工出细活,首先要定心凝气,不能心有旁骛;其次要有定力,有职业操守。经济效益一定要通过长期的积累、深厚的修为和高尚的职业操守,潜移默化地转化到精神产品中。
  急功近利是文化企业的大忌。大凡在导向、品位、格调上出偏差的,大多与此有关。他们忽视了出版的本质和特征,忽视了出版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旨和精髓,忽视了精神产品的生产规律。对出版社而言,必须通过出好书来追求经济效益,通过出版读者喜闻乐见的书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回报,坚持数年,必有收获。
  集团要有长远眼光,以确保那些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但是具有内容生产优势的出版社,定心出好书
  不可否认,经济薄弱的单体、专业性出版社,想要持续出版文化积累厚、市场影响大的作品困难很大。因为这样的项目运作,短则三五年,长则一二十年,在客观的出版周期下,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支撑,很难运作成功。
  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各地出版社纷纷组建出版集团。集团要具有长远眼光,发挥政策导向、资源整合、经济保障作用,要确保那些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但具有内容生产优势、项目运作优势的出版社,定心做好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等项目运作工作。我们从“局社合一”的江苏省出版总社时代开始,到出版集团时代,再到上市公司时代,比较好地发挥了集团的优势和作用。
  落实《意见》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管理方式的创新。坦率地说,这对需要考核年报的上市企业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近年来,我们做了一些探索。
  第一是给予政策导向和支持。凡是列入国家五年重点项目规划、省级重点项目或集团重点项目的选题,其经济支出均由总社或集团总部、上市公司总部承担,盈利的给予奖励,亏损的给予补亏,流动资金不足的给予贴息贷款,后来还明确不但要补亏,还要给予合理的利润。
  第二是处理好与经济指标的关系。出版社是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特别是在上市公司时代,经济效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在出版社的整体经济考核指标方面,我们以前每年要求12%的增长率,今年起降到3%。把出版社的经济增长率降下来,将有效地引导、鼓励出版社把更多精力投放到内容生产上。同时,只要是列入重点规划的项目,其亏损多少即视同完成多少经济指标,即便是对经济实力强的出版社也采取这样的政策,支持其加大力度出版好书。粗略估计,每年由此减免的经济指标在1000万元以上。此外,采取增加注册资本金或无息、贴息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经济基础较弱的出版社。粗略统计,“十二五”以来,我们用于增加下属出版社的注册资本金大约3000万元,无息或贴息贷款约3000万元。
  第三是设立出版基金。以前,我们每年拿出不少于1000万元,用于支持重点项目的出版。最近,集团公司正酝酿新的措施,计划每年拿出不少于5000万元支持这些项目。
  第四是奖励措施。集团每年会重点奖励出版领域年度工作中的优秀项目,2014年度奖励总额达到600万元。对于获得国家级三大奖的项目,除了资金奖励外,还对出版社的年度考核设计了加分。这个办法加大了对出版社内容生产考核和激励的权重。此外,公司每年还对优秀编辑进行表彰奖励。
  有人说,要经济效益一定要放弃文化担当,要发展就不能要导向,这是很荒唐的逻辑
  要经济效益一定要放弃文化责任和文化担当,要发展一定得放弃导向和方向,这是很荒唐的逻辑。
  出版企业必须以文化传播为使命,以知识传播为任务,以正确导向和阵地坚守为第一要务。同时,经济是基础,效益是保证,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出版社,如何高谈社会担当。出版界中,社会效益好、文化影响力大的出版社,往往也是经营管理好、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出版社。多年来,我们以社会效益优先为方向,并没有拖经济效益的后腿。
  品牌产品是文化企业的核心价值、核心竞争力的体现。面对当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我们始终抓好主题出版、做好精品生产。例如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带一路”等主题,出版了《走进马克思》等重大主题出版物。“十一五”“十二五”以来,陆续上马或出版《凤凰文库》、大国通史系列等重大出版项目。此外,还出版了一批服务于全民阅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双效”图书,如《草房子》等。
  也许用数字能更清晰地说明问题:“十二五”以来,凤凰传媒共获得国家级三大奖42项,其中《小水的除夕》等3种图书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图书奖,《中国近代通史》等24种出版物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15种出版物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凤凰版图书市场占有率稳步上升,在“开卷”零售市场的码洋占有率稳居前三,2013年排名第四位,2014年排名第三位,2015年上半年,已排名第二位。自2011年底上市以来,传媒企业规模增加了65%,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4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呈现持续增长,尤其是利润总额,2012年、2013年、2014年3个完整的财务年度利润,3年平均增长率接近20%。
  这份成绩单,从实践的角度说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仅可以相统一,而且能互为支撑、相得益彰。
  
    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姚雪青
  栏目统筹:本报记者 肖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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